1942年，赵培宪被俘，日军拿他练刺杀，突然他摸到了裤腰带，而且有点松，顿时，他找到了逃跑方法。
1942年，华北的抗日斗争步入最为艰难惨烈的相持阶段。
日军在接连受挫后，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五一大扫荡”，意图彻底摧毁敌后根据地。
就在这烽火连天的五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于辽县十字岭壮烈殉国，其牺牲地不久后被更名为左权县，以志永念。
左权将军牺牲后不久，在距离十字岭不远的地方，另一位普通战士的命运。
也在血火中经历了残酷的转折，他叫赵培宪是八路军第129师385旅的一名通讯员，时年十九岁。
在一次传送紧急命令的任务途中，赵培宪与日军巡逻队猝然遭遇，弹尽粮绝后不幸被俘。
他先被押送至日伪所谓的“太原工程队”，这名称听起来像是劳役场所。
实则是华北地区一座臭名昭著的战俘集中营。
那里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数十人像沙丁鱼般挤在狭窄阴暗的牢房里。
每日只有少许掺着沙土的霉烂食物果腹，饥饿与疾病时刻吞噬着生命。
更令人不安的是一种诡异的宁静，连续多日没有提审。
也未安排苦役，这种不寻常的平静，在战俘们心中投下了比严刑拷打更深的恐惧阴影。
不祥的预感很快成为现实，一个闷热的清晨，赵培宪与数百名战俘被反绑双手，塞进密闭的卡车。
经过令人眩晕的颠簸，他们被驱赶到太原城郊一片荒废的赛马场。
浓重得化不开的血腥味首先冲入鼻腔，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巨大土坑中层层叠压的遗体。
其中一些面容竟还依稀可辨，真相残酷得令人发指。
为应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兵员短缺、新兵怯战的问题，驻太原日军竟下令。
用活生生的战俘作为“活肉靶子”，训练新兵进行刺杀“练胆”。
战俘被分批拖出，上衣被撕开，胸口被用红笔画出圆圈。
在军官冰冷的口令声中，面色苍白、双手颤抖的新兵，嚎叫着将刺刀捅向这些无法动弹的同胞。
惨叫、怒吼与日军野兽般的狂笑交织在一起。
赵培宪被排在后面，被迫目睹一位位战友在刺刀下倒下，热血浸透黄土地。
时间在极致的恐惧与愤怒中仿佛凝固，就在这绝对的绝境里。
赵培宪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微不足道的“破绽”，捆绑他双手的，并非结实的麻绳。
而是从他身上解下来的那条旧布裤腰带，且捆绑得相当马虎。
求生的本能如电流般击穿麻木，他强迫自己冷静，将全部精神凝聚于手腕。
他借助每次被推搡时的晃动，以极大的耐心和隐蔽，利用身体摩擦，一寸寸地扭转、挣脱。
粗糙的布条磨破了皮肉，汗与血使其变得湿滑，那捆绑的结扣，竟真的开始松动。
这毫厘之间的希望，成了吞噬一切的黑暗里，唯一的光。
他被粗暴地推到场地中央，正对着一排明晃晃的刺刀。
站在最前面的，是个面色惨白、枪尖都在发抖的年轻日军，口令声落，寒光刺来。
就在刀尖即将触体的刹那，赵培宪蓄积已久的力量轰然爆发。
他早已挣脱束缚的右手猛然抽出，用尽全身气力，一脚狠狠踹中那名新兵的腹部。
这石破天惊的反击完全出乎所有日军的预料，袭击者惨叫着倒地，周围的士兵瞬间愣在当场。
赵培宪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向着早已观察好的、长满荒草的土沟亡命狂奔。
枪声在身后骤然炸响，子弹呼啸着从身旁掠过，打在泥土上噗噗作响。
他以之字形奔跑，奋力一跃，滚入深沟，随即毫不停歇地钻进无边无际的青纱帐（高粱地）。
绿色的海洋瞬间将他吞没，他成为了那场血腥屠杀中，唯一的奇迹生还者。
而与他同批的二百一十九名战友，全部罹难，不久，又有另一批一百二十人被以同样方式虐杀。
其中包含五十名平均年龄仅二十出头的女学员，无人屈服，逃出生天，仅仅是另一段艰险的开始。
身负创伤的赵培宪，凭借顽强的意志，在田野与山沟中跋涉多日，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找到了自己的部队。
但身体的重创可以愈合，心灵的烙印与肩头的责任却无法卸下。
1942年八月，他以笔名“培宪”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曾被当作活肉靶子”——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一文。
这篇用血泪写就的控诉，首次将“赛马场屠杀”的骇人暴行详尽公之于世。
瞬间引发全国悲愤与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迫使日军不得不有所收敛。
然而，赵培宪并未止步于此，他将更重要的证据深埋心底，等待历史的审判。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判日本战犯。
赵培宪委托国家公诉人，当庭宣读了他珍藏十四年的书面控诉材料。
同时，法庭出示了从赛马场遗址挖掘出的受难者遗骸，铁证如山。
当年直接指挥屠杀的日军军官住冈义一，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赵培宪不仅为自己争得了生机，更为那三百多位无法开口的战友散户配资官方网站查询，讨回了历史的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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